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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的法律框架，其中对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界定、识别及干预机制有明确规定。学校作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承担着早期识别与预防的关键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于蒙曾表示，许多案件反映，在出现校园欺凌或学生厌学逃学、不良交友等不良行为时，学校未能及时发现、预防和干预威尼斯官方注册，导致学生滑向犯罪或者被侵害。如何更好守住学校保护防线，让“问题孩子”不过早进入社会威尼斯官方注册，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在我接触的案例中，学校是继家庭之后，直接影响未成年人出现偏差行为的第二大因素。”从事司法社工工作15年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李涵，曾接触过大量涉罪未成年人。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每天都生活在内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家庭一样，对未成年人影响深、时长长，“一旦他在其中受挫，或者离开这个系统，没有第二个支持系统承接，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将这种现象总结为“隐性辍学”。他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大量涉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前已实际脱离学校，其中“初二失学”现象尤为突出——一些未成年人接受完初一教育后，感觉未来升学无望，对学习失去兴趣，从初二开始不再到校学习，过早步入社会。实践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劝学生自愿放弃中考。虽然学籍系统显示其仍在校，但实际上已经脱离学校，只是毕业时到校领取毕业证。

一名涉罪未成年人郑力(化名)向社工回忆，进入初中后，他的成绩一直偏下，初一下学期，上课时感觉完全听不懂。由于上课时和同学聊天、上课睡觉，一个学期里，班主任让他回家反省十几次，“一开始就一天，后来是两三天，最长一个星期，我就在家里待着。”郑力说。初二那年，郑力辍学，在理发店做过学徒，在药房、烧烤摊打过工，在为一起“混社会”的“出头”时，伤害了他人，触犯了法律。

如何解决隐性辍学现象？在苑宁宁看来，精准防控的前提是实时掌握学生动向，要将“在校清点-缺勤追踪”制度化、责任化。他建议，强化班主任前端哨卡职能，严格执行每日晨午检点名并即时上报异常缺勤；教育行政部门需打通学籍系统与考勤数据，对辖区内无故不到校大于3日、月旷课率达30%等高风险名单自动预警、分层督办；建立教育、公安、民政、社区四方联动的失学快速响应机制，24小时内核实去向，并启动劝返或保护程序，以杜绝人籍分离、放任失管。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隐性辍学倒查问责机制。苑宁宁建议，在低龄恶性暴力案件发生后，回溯教育监管责任，重点核查涉事学生是否曾被标记为隐性辍学、预警是否触发、帮扶是否落实，对故意排挤劝退、敷衍帮扶、瞒报辍学的责任人予以追责，同时追究放任子女长期脱离学校教育而未采取任何措施的监护人责任，以刚性问责堵塞教育防线的溃口。

“破解隐性辍学的核心在于消除教育排斥。”苑宁宁也建议，教育部门应强制推行学业困难学生识别与帮扶制度；要求学校建立学情动态档案，精准诊断学生厌学、掉队的深层原因；推广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成长方案，通过分层教学、弹性课程、普职融通实验班、一对一导师制等方式，让每名学生获得适配其能力的成长路径；改革唯分数论的学生评价体系，增加过程性评价、多元化发展指标，重燃边缘学生的自尊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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