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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的发生，置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宏大背景下更易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指出，当前的产业链重构受到内外双重驱动：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消费市场变化带来的内生性缩短与区域化布局；另一方面则是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外生性干扰，迫使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对于长期依赖外部最终市场、具有复杂中间品贸易网络的东亚地区而言，冲击尤为显著。

正是这种复杂性，凸显了中国—东盟产业链的深度互嵌。黄烨菁分析指出，许多在东盟进行最终组装或加工的产品，其上游核心部件、原材料仍高度依赖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余虹也提醒，需密切关注美国关税政策对“转口贸易”的认定，这恰恰印证了区域内产业链条的绵密与迂回。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简单的“脱钩断链”难以实现，反而强化了双方抱团取暖、共同维护供应链稳定的决心。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已不再是传统的垂直分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研究员龙海波研究发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中，机电产品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突出，而东盟对华出口商品结构也呈现出从资源密集型向制造业并重的升级趋势。黄烨菁将此概括为从“成本与产能合作”向“产业链协同与智能化、绿色化场景拓展”的转型。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有技术、标准和人才培训，深度参与并助推了东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李向阳强调，以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经济走廊的升级建设为抓手，未来有望构建起更紧密的区域性价值链网络。

制度层面的创新为这种深度互嵌提供了稳固的轨道。于今年10月28日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被专家们视为关键里程碑。龙海波认为，它标志着双方从“互降关税、扩大市场”的边境开放，迈向“共建规则、标准融合”的边境后制度型开放。其中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的重点着墨，直接回应了产业链合作新时代的诉求。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23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介绍，东博会已通过设立“AI(人工智能)专馆”“新质生产力专馆”等场景化方式，为企业在这些新领域的对接创造条件。

面对外部压力，这种深度互嵌的关系成为重要的“减震器”。马来西亚交通部前部长翁诗杰坦言，东盟国家在技术体系与监管兼容性上，正面临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而深化与中国的产业链合作，正是东盟践行战略自主、避免选边站队的重要依托。余虹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中国持续扩大的内需市场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将为东盟提供更具潜力的出口目的地和产业链延伸空间，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对传统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

展望前路，中国和东盟从“贸易伙伴”到“产业链共同体”的演进仍在深化。龙海波提出，未来可通过优化原产地累积规则、共建跨境产业园、深化技术资本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推动区域价值链的本地化与深度融合。当中国与东盟的工厂流水线、研发中心、物流网络更紧密地协同起来，一个更具韧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的区域生产体系便不再是愿景。这种深度互嵌的共同体，不仅将定义中国—东盟经济的未来，也将在动荡的全球格局中，为区域繁荣稳定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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